筆者執筆之時，仍然身在南韓，應邀參與一個關於東亞地區的和平論壇。和平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的彰顯；真正的和平是正義的果實，絕不是靠鎮壓異見而得來。鎮壓只會製造恐懼；而和平的本質就是要人免於恐懼，活在自由而平等的秩序。 和平是正義的果實，就是透過以理由為本、有公信力、公正不阿、有權制衡濫權者的制度──例如人民授權、制衡公權的民主政制──有效處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衝突，令政治問題，毋須透過叢林法則解決。 理性（reason）是否仍能制衡公權力，達至善治？以公權力賦予、卻毫無節制的武力去鎮壓示威、止暴制亂，又是否治理文明社會的良方？香港目前的狀况，足可作證。 監警會缺乏實權 如何重拾公眾信心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俗稱監警會）海外專家之一Clifford Stott在個人推特（Twitter）公開海外專家小組的聯合聲明，認為監警會調查權力及範圍有根本的結構限制，阻礙監警會取證；他們亦明言監警會缺乏調查權，不符合重視自由與權利社會的國際監警組織標準。 政府費盡心思要迴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追究警察暴力，邀請海外專家參與監警會審視6月以來有關示威的工作。但海外專家的聲明證明了，多個月來市民大眾和人權組織對監警會的批評，實在有的放矢；也證明香港政府對專業監警的認知和水平，遠遠落後海外專家和本地人權團體。 監警會本質上難以究責違反規例和法紀的警員，並非新事。香港人權組織過去經常到聯合國進行聽證游說，力斥監警會的問題；聯合國相關委員會自2000年起，也多番要求政府改弦易轍，惟總不得要領。 以2015年聯合國審議香港提交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報告為例，當時香港有49個人權組織共同向聯合國遞交影子報告，力陳香港缺乏一個獨立機制監察警務人員：監警會只能覆檢投訴警察課的個案，而投訴警察課是警務處的一部分；監警會的成員全由行政長官委任，監警會亦無權主動接收投訴，亦只能對警方決定作出建議；監警會連向警方索取處理大型示威手冊的權威也沒有（註1）。 投訴警察課往往被詬病為「自己人查自己人」；連警察在警署內輪姦少女的投訴，竟交由當區重案組調查，對「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指控毫不避諱。監警會只能覆檢投訴課個案，淪為「無牙老虎」。無論監警會最終報告如何，也無法修補五成受訪市民對警隊的零信任（註2）。 警察權力膨脹 專業蕩然無存 我們回顧一下香港警察過去幾日的表現。剛過去的周日，便衣警員和防暴警察衝入又一城，在室內以警棍和胡椒彈攻擊市民和示威者；防暴警察在荃灣上車離去時，毫無預警地向天橋發射催淚彈，擊傷一名記者；到晚上，防暴警察多次在沒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闖入民居作拘捕行動。昨日，防暴警察首次在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範圍發射催淚彈和布袋彈；而且，在西灣河有警察被纏時，向並無持有武器的示威者連開3槍，令兩名黑衣人倒地，是10月警察向中學生開槍後，再一次以致命的實彈攻擊示威者；在葵芳，有交通警駕電單車連續撞向示威者。電單車絕非警隊動武的工具，涉事警員危險駕駛，甚至涉嫌蓄意謀殺示威者，如何令人篤信警察專業？ 香港警察的表現，只反映其不諳通例，不讀案例，以致命武力對付示威者。針對警察以阻差辦公為由逮捕保安來強闖私人地方，早有案例判明規範。香港最高法院The Queen v Chan Oi-lin一案，大廈管理人拒絕警察進入大廈而被控阻差辦公（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最高法院判辭指出，在無特定嫌疑人的情况下，警方進入私人地方的目的，只可能是就案件作初步調查，法院是故裁定《警隊條例》第50（3）條──即警務人員可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進入私人地方搜查──並不適用於警務人員打算進入私人處所進行調查的情况；大廈管理人阻止警察入內，並不構成阻差辦公（註3）。至於保障記者採訪權利，亦載於《警察通例》第39章，列明在事發現場的警務人員，不應妨礙傳媒的採訪工作。 警察要專業執法，就是要依據法例和案例的理性規範去行動，而非訴諸情緒，靠指罵市民為「曱甴」、在抗爭青年告別人間當日大喊要「開香檳慶祝」。警察即使「船堅炮利」，有精良武器應付示威，如果失去紀律、缺乏公權力監管和人權為本的專業倫理，和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徒又有何分別呢？ 讀者會問，通篇文章批判警察，對示威者的行徑隻字不提、毫不譴責，公平嗎？的確，肢體暴力、語言暴力和制度暴力，皆非解決政治問題之道。但暴力並非鐵板一塊，示威者和合法使用殺人武器的警察，權力完全不對等。示威至今，有超過3000人被捕，當中不少人已進入法庭審訊階段；但警員可以繼續遮蓋委任證，蒙面執勤，在大街小巷和民居無差別地攻擊示威者、記者、前線醫護人員、急救員，甚至圍觀的平民；執筆之時仍無任何一名涉嫌不按指引、過度使用武力的警員被拘捕、起訴。執法者和示威者以至市民之間權力懸殊，「權力使人腐化」的金科玉律，香港人如何迴避？ 政府縱容警察 區選岌岌可危 最近，智利發生連串大規模示威抗議地鐵加價並造成多人死傷後，當地檢察官表示擬調查14名涉嫌虐待示威者的警員；總統亦承諾會調查任何不按指引、過度使用武力的個案，起訴警察的力度，與應付暴動者相同。智利政府公開表達徹查警暴、撥亂反正的決心，但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毫無承擔。正如監警會海外專家所講，按現時抗爭的規模，監警會根本不足以應對調查。唯有一個獨立調查機構方能做到查明真相、彰顯公義的果效。 兩周後的區議會選舉，是一個讓香港市民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民意和處理今次政治危機的重要渠道。然而，選舉管理委員會至今仍然沒有交代如何保障市民能免於恐懼和安全地參與投票。一旦投票日出現選舉衝突或暴力事件，缺乏公信力的執法部門反而成為衝突焦點，令人憂慮不但令矛盾升溫，更有可能妨礙投票站、傳媒和現場觀察員正常活動的基本要求。如果執法部門會以「安全」為由越俎代庖，取代票站主任成為票站總指揮去終止投票站運作，更易惹來種種選舉舞弊的質疑，儼如「被軍管」的選舉，嚴重損害選舉公正（註4）。 智利民眾早前在建築外牆塗鴉，寫上一句：「我們不能回復正常，因為原來的正常，就是問題所在。（No volveremos a la normalidad,…
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徐露穎日前表示：「連日來，少數暴徒除繼續實施……暴力衝擊……現在更是變本加厲，直接對旗幟鮮明反對暴力的愛國愛港議員行兇傷害，意圖威脅和恐嚇愛國愛港參選人及其支持者，製造『寒蟬效應』，以此影響區議會選舉結果，達到奪權的政治目的。」 較早前，港澳辦另一名發言人楊光表示，贊同和支持選舉主任蔡亮取消黃之鋒參選資格的決定，因為黃之鋒「多年來大肆宣揚所謂『自決』等『港獨』主張，公然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形容他在今次修例事件中「頻頻向外國勢力搖尾乞憐、乞求干預，是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禍首之一，從根本上不符合參選人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資格要求」。 港澳辦扣帽子 為北京煞停區選作部署 如果說政府按劇本進行，取消黃之鋒的參選資格，替北京「掃雷」，然後讓選舉繼續，看來已經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今次港澳辦將「少數暴徒」、區議會選舉和「奪權」扯在一起，可謂想像力出位破格。本來，基本法第97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既然區議會在香港只是非政權性的諮詢組織，何解北京突然會將區議會選舉視為奪權之路？ 港澳辦扣這一堆帽子，除了是要為北京出手煞停區選製作理由及作出部署，也沒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釋。這陣子陸陸續續有建制派人士出招向特區政府或公開要求或私下放話，要為押後甚至取消選舉的決定定下死線。同時，又有報章頭版刊登一個廣告，以一群市民的名義作「緊急呼籲，暴亂未止，選舉須停」。中共四中全會後，北京更要事事介入，以彰顯其「全面管治權」，而且必有一些強烈的動作，在國家安全的旗號下，以止暴制亂之名製造一個又一個稻草人再將之剷除，在兩級議會壓縮反對力量，也許符合這個「新時代」的領導口味。 取消選舉只能激發更大政治危機 可是，上述政權的邏輯，在香港並沒有什麼市場。香港人十分重視這一次選舉，期待在11月24日一人一票表達對時局的意見。本地幾乎所有報章的社論都不同意押後或取消選舉，當中道理顯而易見。在目前社會氛圍之下，政治誠信破產、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度負值，對當權者來說，這次選舉也充滿不可確定的因素，包括400多萬選民中有近40萬是新登記的選民，也包括全部452個選區都有競選，換言之「民意大象」不再是各有各說的參與遊行人數，而是可以量化成「建制vs.非建制」的指標，也是對香港管治情况的一次全民投票。口口聲聲說尊重民意、聆聽市民、尋求對話、實事求是的林鄭月娥和她的政府班子，其實可以很正面的面對選舉結果呈現的事實，但即使作最壞的打算，建制輸掉了一半議席，非建制多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117張入場券，再加上明年立法會多一個功能組別議席，結果還是跟北京想像出來的「奪權」相差十萬八千里。明乎此，押後甚至取消選舉，結論只能是激發更大的政治危機。 筆者留意到即使選舉管理委員會數度揚言要「確保公共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况下進行」，選管會從來無表明不認同個別政黨延遲或取消區議會選舉的呼籲。選管會成立的「危機管理委員會」的操作透明度低、問責低。政府倘若押後或取消選舉，即使交由選管會代為操作，皆不會得到國際社會和香港人的同情諒解，而會被理解為政權去衝擊一場正在香港舉行的選舉，為了保障個別黨派和自身的利益，以「選舉不公」之名來剝奪香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這才是真正的奪權——是政權奪去人權的詭計，所以必須立即制止。 不能只將「公開公平誠實選舉」作為口號 如果選管會主席和委員不欲看見自己作為一個獨立、非政治和中立的法定機構，要為迎合政府和個別政黨要求去押後甚至同意取消選舉而令其公信力盡失，選管會就必須改變做法，不能只將「公開、公平和誠實的選舉」作為一句口號般重複出現在它的聲明。國際經驗和比較研究已證實，面對選舉暴力，機能提升（capacity building）和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所謂硬件和軟件要互相配合，缺一不可。選舉管理工作的宗旨，在於保障選舉中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對針對候選人的暴力進行具體研判及風險評估，並採取預防及紓緩（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的措施，具體情况具體處理，也要有清晰透明具公信力的應變計劃，避免公眾對選舉舞弊產生觀感和猜疑。 有研究發現，當政權發覺選舉結果可能對自己不利，加上對政府的制衡力量不足，便會增加政府和支持者訴諸武力的可能性。而國際選舉觀察組織同時也指出，選舉期間執法部門針對反對派的陣營時，也對候選人的選舉工程造成影響，如果負責公共安全的警察和軍隊政治不中立，會被視為干擾選舉的一股力量。 至今我們見到的，不是特區政府主張「保持冷靜、繼續前行」（Keep Calm and Carry On），而是應北京和本地建制派要求考慮「什麼情况下大家會接受押後甚至取消選舉？」這個引導性問題。既得利益者不願意面對已經有兩次民意調查顯示70%以上的被訪者要求選舉如期舉行的事實，更不願意就今天香港的局面承認自己有責任。作為建制的核心組成部分，建制派一邊說「暴力令選舉不公」，一邊卻盲目擁護制度的暴力和對警權、「愛國愛港」黑社會對香港人造成的傷害視而不見，現在更有聲音指望北京出手叫停選舉，如此看風駛𢃇的，請問又是哪門子的「選舉公正」？ 參考資料： The Bangkok Declaration in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在逆權運動和「五大訴求」未了的氛圍下，11月的區議會選舉，毫無疑問已成為香港政界、民間和國際社會的焦點。當權者拒絕多數民意所指，更訂立新法和縱容警察濫權濫暴與民眾「硬碰硬」，民眾在全盤「反枱」和灰心喪志的兩極之間，還有什麼可以作為呢？ 區議會選舉在即，定必成為國際焦點。公民社會堅持運動訴求和抗爭以外，也能負起監察者的角色，以各種和平、理性和敏銳的方法，盡力確保現有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程序不再沉淪，維持其公信力，保障公民在體制內參與政治的空間。 維護選舉公正，是選舉研究以至現實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課題 。筆者最近和幾位學界前輩和公民社會同道組織「選舉觀察計劃」，就是為了考證今次選舉由提名期、競選期、投票日以至其後在哪些環節違反國際標準，研究其成因之後，向香港政府及國際社會提出改革建議（註1）。 選舉觀察的國際標準，其實大同小異。舉例來說，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轄下的「民主機構與人權辦事處」出版的《選舉觀察手冊》，綜合一系列衡量選舉是否民主的標準，如（註2）： •尊重公民參選權、尊重成立政黨的權利，及其在法律和政權前均有平等待遇的權利； •保證政治選舉工程不受行政機關、暴力和恐嚇阻撓；也保證候選人、所屬政黨或選民不受被報復而阻撓，令選舉工程可以在公開、公平的氣氛下進行； •保證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點票過程和報告誠實，點票結果展示公眾； •保證獲得足夠選票當選的候選人能獲得議席直至任期完結。 另外，《歐盟選舉觀察手冊》關注的選舉公正議題，不止於選舉制度和投票過程是否公平公正，更包括對象國家的政治形勢、法律框架、選舉行政、選民登記、參選人報名、競選活動、傳媒行為、網上競選內容、選舉投訴與呈請、人權原則（例如女性、傷健人士和少數族裔的參與程度）、公民社會角色、投票日運作、選舉結果，以及選舉後形勢等等（註3）。 其中，選舉管理機構是否專業和公正，往往是選舉觀察者的疑問。第二屆亞洲選舉持份者論壇共識得來的《民主選舉指標》就指出，要判斷選舉管理機構的質素，就要注視以下4方面（註4）： •選管機構是否獨立和中肯。例如委員是否經公正和具透明度的程序產生、職員是否具備充分訓練和資源，不偏不倚任何黨派地履行職責； •選管機構在選舉前的準確工夫是否有效率和透明，包括選民登記制度、投票站的地理位置和各黨派代表在準備選舉和投票期間有多大空間參與選舉觀察等等； •選管機構就投票日的投票方式、票站管理和運作是否已充分預備，毫無瑕疵； •選管機構在點票後是否按時公布投票結果。 用以上標準審視香港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至少在頭兩點已碰壁。選舉觀察計劃在9月下旬去信選管會主席馮驊和全港18區的選舉主任，要求對方解釋撤銷參選人資格的準則和原因，以及當參選人拒絕簽署「確認書」，會否增加被裁定提名無效，即撤銷參選資格的風險。然而，我們在區選提名期截止前一日收到選管會的回應，反映它實際上任由選舉主任決定參選人的提名資格。 選管會的回函一方面指出，有意參選人和選舉主任可以經提名顧問委員會尋求意見；但另一方面，選管會又表示提名顧問委員會不會參與選舉主任的決定，也不會為其決定提供任何意見，更列明不會就選舉主任確認參選人提名是否有效提供指引。 自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起，香港市民愈來愈注意到，選舉主任以政治聯繫或主張為由，宣布參選人提名無效而撤銷參選資格的權力相當隨意，但選管會從不表態。再者，18區的選舉主任運用酌情權處理參選人提名準則不一，無可依循，結果是令選舉公正受損。例如，有部分選舉主任要求參選人解釋他們如何解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但其他選舉主任卻沒有這樣做。有選舉主任花了超過3星期決定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直到昨日執筆之際，仍有一位參選人仍未被確認提名是否有效，其所屬選區需要延後抽籤候選人編號。故此，選舉主任就成為參選人眼中的「劊子手」，擁有篩選政治異見的政務專員。選管會有法定權力去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况下進行，豈會無責任為選舉主任提供如何行使其權力的指引和建議？ 另一個國際慣常的選舉觀察焦點，就是選舉暴力。選舉暴力包括在選舉過程和競選期間發行的恐嚇、威脅、襲擊與選舉有關的人和破壞相關物品或建築，繼而影響選舉過程和結果。選舉暴力，可以在選舉前、投票日以至投票後發生，尼日利亞最近大選衍生的暴力衝突就是一例。然而，國際組織觀察選舉暴力的態度，並非僅看表面和單次性襲擊事件般簡單，它多從一個完整的角度，扣問選舉暴力的根源。比較研究往往發現，催生選舉暴力的條件，包括執法部門偏袒某一政治陣營、法治制度虛弱、公權力不受制約、政治和選舉制度及法律不公義、社會懸而未解的矛盾等等。換言之，選舉暴力不止是刑事問題，更和進深一層的政治矛盾和制度有關。聯合國發展計劃和歐洲委員會建議，政府要預防選舉暴力和衝突，斷不能靠刺激矛盾的高壓手段，反而是要盡早和各方選舉持份者透過協商仲裁，尋求維持大選繼續有效舉行的共識，透過改善選舉制度、管理和操作，撫平各方不滿；同時以官方名義邀請海外專家來觀選，增加公眾的信心和選舉的認受性（註5）。 建設民主政治，需要整體多面的視野。社會大眾除了直接針對憲政和選舉制度改革以外，也不能忽視每一個影響選舉公正的細節。確保選舉公正，政府固然要負上最大的責任。同時，一個有公信力和有效的選舉觀察，全民參與必不可少。畢竟，民主政治，本來就是要透過一個具有公信力、公正不阿和公平競爭的制度，讓公民以和平而非訴諸暴力的方式處理政治爭端，重建社會契約，體現人民作主。 註1：有關市民大眾參與觀察區議會選舉的方法，可參考選舉觀察計劃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eop 註2：OSC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2010）. Election…
